1961年腊月，北京的夜风格外冷，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。谷牧伏在厚厚的资料堆里，和几名技术干部研究重工业规划。桌面上的手摇电话忽亮，薄一波在那头提醒：“苏修变脸，西部后方得赶紧布局。”正是这通电话，让谷牧第一次对“三线”二字有了切身的紧迫感。

外部形势越来越复杂，中苏裂痕已无法弥合，东南沿海面对的威胁一点也不小。中央高层交换意见后，备战战略提上日程：国防工业必须向西、向山、向地下。一九六四年下半年，中央决定在西南、西北建设大三线，文件里写得很直白：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安全。

同年冬天，一个更大的人事棋盘悄悄展开。周恩来负责圈定总口，牵头技术论证，建委主任人选却迟迟未定。几天的讨论没有结论，周恩来忽然一拍桌子：“谷牧合适。”原本打算继续在经委分工的谷牧被叫到西花厅，当场听到总理半命令式的话：“困难多，你得顶上！”

1965年8月，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强调“工厂一分为二”。会议记录里一句话尤为醒目：“各省都要有自己的战略后方。”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随即挂牌，主任由李井泉担任，程子华任副。至于第三副总指挥，名单迟迟空着，许多人猜测：这位置更像为某一位重量级人物预留。

9月11日上午，人民大会堂东大厅，彭真和乔明甫找到彭德怀，严肃地告知中央决定：去四川，担任第三副总指挥。时隔六年，彭德怀再度被赋予重大任务，他只说一句：“服从安排。”会后，他被毛泽东单独召见，两人谈到凌晨，内容只有一句对外披露：“到后方去，支援工业。”

11月27日，京广线月台挤满送行的人。车门刚合上，有人喊：“彭老总，保重！”老总探出身子挥手，声音沙哑却清晰：“三线见！”列车一路向西，穿过秦岭，驶进成渝平原，三天后抵达成都。彭德怀没有挑住宿，被安排在永新巷七号一幢旧楼。屋子冷，他自嘲：“前线比这艰苦得多。”

12月初，西南三线领导小组连续五天向他汇报。挂图伸到房梁，密密麻麻的红线标记钢铁、煤炭、电力、军工四大板块。彭德怀边听边问，笔记记到深夜，一条粗黑线加重圈住攀枝花钢铁基地。结束时，他一句客套都没有，只说：“问题不少，办法得现场找。”

同一时间，谷牧从北京出发，沿川黔铁路一路查看。凉风口水电、内江天然气、泸州化工，他在每个工地现场停留不过半小时，却精准记录材料、运输、人员三项数据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带的行李只有一只帆布挎包，晚上就着马灯写日志。

12月中旬，谷牧抵达成都，准备召开四川三线建设工作会。会场简单，几十把长条椅，墙上贴着进度表。省委、军区、建委干部到齐后，谷牧刚开口做综合汇报，余光扫见中排第三位的彭德怀。那一瞬间，他顿住讲话，脱稿走下台阶，快步走到彭德怀面前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彭老总，您回去吧，晚上我向您单独汇报。”

彭德怀抬头，脸色平静：“我来学习，别特殊化。”十二个字，让会场瞬间安静。谷牧只好转身回到主席台，继续发言。外人后来回忆，那天谷牧的语速比平常快半拍，可所有要点一条不落，显然心里惦记着台下那位元帅。

会议结束后，谷牧立即来到永新巷。门一推开，两人几乎异口同声：“今晚把问题说透。”灯泡昏黄，他们从攀枝花优质矿谈到松藻煤田，再谈到嘉陵江航道，时针转到凌晨三点仍未散。谷牧掏出笔，“急需五项设备”写在纸上；彭德怀则圈出“人、粮、路”三大要害。短短几个小时，西南三线的初步时间表就此敲定。

接下来的两个多月，彭德怀每天往返各建设点。有时凌晨三点回成都，还要看施工简报。景希珍劝他休息，他摆手：“时间亏不起。”另一边，谷牧协调北京、上海工厂，火车一节节往西开，机床、钢梁、大型变压器源源不断。试想一下，在那条交通并不发达的川黔线上，平均每天五趟军列，足见调度之难。

1966年春，攀枝花小高炉点火，松藻煤矿提升机轰鸣，成都南郊的机车检修库也完成加固。中央要求“先工业后城市”，所以大批工人住在干打垒土屋，彭德怀每走到一处，先看宿舍再看车间。有人抱怨伙食差，他回一句：“机器空转才真正难吃。”

遗憾的是，文革风暴随之而来，许多建设现场被迫停工，人员动荡在所难免。彭德怀在1966年春末离开三线，后来发生的事无需赘述。但不可否认，前期扎下的根基并未松散。1970年前后，五大骨干项目陆续投产，这批“骨头厂”在后来的边防冲突与国家经济恢复中都发挥过关键作用。

外界评价谷牧“多面手”，却少有人知道他当年中断会议的细节。那一刻不是客套，而是制度与情感的微妙平衡：尊重元帅的经历，也遵守工作程序。至于彭德怀，他没拿官位说事，坚持当普通参会者，拿到的是第一手材料，留下的是务实作风。

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短暂交汇，为西南三线注入了珍贵的协同精神。后人回看那段轨迹，常用四个字概括：急国家所急。不错，正因为这种共识，西南腹地才有了钢、煤、气、电的雏形，才撑起后来的国防壁垒和工业底盘。事实证明，尊重专业、尊重实际，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奠定胜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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